图书馆学的产生和确立时期
作为一门近代科学的图书馆学产生于19世纪初，确立于19世纪80年代。
1807年，德国的施雷廷格提出了“图书馆学” (bibliothekswissenschaft)这个专门名词；1808～1829年，他出版了《图书馆学综合性试用教科书》，在图书馆学史上第一次全面地探讨了图书馆目录的编制原理。他还非常重视对图书馆员进行专门教育。他认为图书馆管理是一门专门的、独特的学科。此后，围绕着这门近代新学科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持续不断，代表人物有德国的艾伯特、丹麦的莫尔贝希、英国的帕尼齐和爱德华兹等。
艾伯特撰写了《论公共图书馆》、《图书馆员的教育》和《普通目录学词典》等著作，他主张图书馆的分类编目工作必须符合科学性，同时强调图书馆员必须接受严格的专门教育。
帕尼齐曾任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对图书馆藏书建设、经费筹措、人员待遇、馆舍建筑、目录组织和阅览服务等方面部进行了改革。
他与同事制订的91条著录规则，即《不列颠博物院图书编目条例》于1841年出版，长期以来成为欧美一些国家图书馆的编目规范。
爱德华兹1859年出版《图书馆回顾》一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图书馆史》，叙述了中世纪以前和19世纪各国图书馆概况；第二部分为《图书馆管理》，讨论了各项业务工作的组织管理问题。该书不仅对19世纪图书馆的建设以及图书馆人员的修养起到了广泛的指导作用，而且一直影响到当今的西方图书馆界。
1886年，齐亚茨科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开设了历史上最早的图书馆学课程，次年美国杜威创设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管理学院，这些都标志着图书馆学这门科学正式地得到教育界、科学界的承认，从而真正确立起来。
图书馆学的发展时期
19世纪下半叶，图书馆学在美国得到巨大发展，涌现出一批卓越的图书馆学家，卡特和杜威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卡特的主要贡献是编制了第一部字典式目录并制定《字典式目录规则》(1876)，创制著者号码表(1887)和发表《展开式分类法》(1891～1893)。
杜威是图书馆事业的组织者、图书馆学教育家和理论家。他编制了《杜威十进分类法》，热心倡导图书馆用品设备标准化、在版编目、流动书车以及储存图书馆等等，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20世纪，在各国人民大众要求发展图书馆事业的愿望和热情的推动下，图书馆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内容不断深化，进入了冲破技术方法局限的新时期。
20～30年代，是世界图书馆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1931年，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出版《图书馆学五定律》，探讨了图书馆工作的基本规律，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1933年他出版的《冒号分类法》，与其说是分类法上的技术成就，不如说是一项分类理论上的卓越建树。
美国的巴特勒1933年出版的《图书馆学导论》开拓了图书馆学研究的新领域。后来，象巴特勒一样重视理论的谢拉，进而把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建立在他所设想的“社会认识论”的基础之上。列宁一生与图书馆事业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他将图书馆事业视为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他的关于建立图书馆网和图书馆事业集中管理、统一领导的思想，几十年间对苏联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图书馆事业一直起着重大指导作用。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为在苏联贯彻执行列宁关于图书馆事业的指示，作出了许多重大的贡献。
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就仿效欧美模式发展图书馆事业，介绍欧美图书馆学理论。1926年，今泽慈海以其《图书馆的管理理论与实践》一书在日本图书馆学界赢得了一定的声誉。后来日本又陆续涌现了加藤宗厚、弥吉光长、天野敬太郎等著名图书馆学家和目录学家。
在世界范围内图书馆学研究不断发展的同时，各国的图书馆学学术组织和教育事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美国图书馆协会于1876年成立，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国家也相应地建立了图书馆学学术团体。20世纪以来，国际文献联合会、国际图书馆协会和机构联合会等国际性的组织，对图书馆学研究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初具规模，为图书馆事业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人才，也加强了理论研究的队伍。
正当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更加系统和更加深入的时候，与图书馆学极为密切的文献学和情报学发展起来了。但文献学和情报学的范围，至今尚不十分稳定，它们与图书馆学的内容多有交叉，各种概念互相渗透，这就意味着图书馆学的发展，从此进入了与文献学、情报学携手共进的新时代。
中国图书馆学的形成和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西方图书馆学思想也传入中国，并与中国图书馆学传统内容相结合，使中国图书馆学开始向近代新领域过渡。
辛亥革命以后，一批图书馆学者的理论论著与实践对中国图书馆学的建设作出了贡献。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次年创办了《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和《图书馆学季刊》，掀起了新图书馆运动。
在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方面，1920年武昌文华大学创办了图书科(后改为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1925年上海中国国民大学设立了图书馆学系，1927年南京金陵大学设立了图书馆学系，1947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开设了图书馆学课程，成立了图书馆学专科。这些都对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30年代在中国出现了图书馆学研究的高峰。这一时期出版了一批颇有份量的学术专著，例如刘国钧的《图书馆学要旨》(1934)等，并有大批图书馆学学术论文见诸各种报刊。这些论著对图书馆立法、管理、建筑、设备和技术等多方面进行了探讨，但这种研究仍旧偏重于图书馆工作的技术与方法。
西方图书馆学关于图书分类编目的技术知识，也在20世纪初被介绍到中国。中国陆续出现了一批图书分类法专著。1917年胡庆生和沈祖荣编制出版的《仿杜威书目十类法》为中国近代第一部图书分类法；此后20年代有杜定友、王云五、刘国钧等的《图书分类法》；30年代有皮高品的《中国十进分类法及索引》(1934)等。
50年代中期，图书馆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逐渐开展起来，以1956年在南京举行的首次图书馆学讨论会为开端，掀起了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热潮，一直延续到60年代。学术界对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学科体系、图书馆事业组织原理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图书馆的基本矛盾，图书馆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图书馆工作的规律，图书馆员业务基本功的训练等问题，都成为当时图书馆学研究的焦点。
跨入70年代后，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1979年7月，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在此前后，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相继成立了地方性图书馆学会。在全国和各地方学会的组织领导下，图书馆学专业刊物纷纷恢复和创办。到 1990年底已达60余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中国图书馆学会创办的《中国图书馆学报》、中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办的《图书情报工作》等。根据初步统计，1949—1979年发表的论文总数为4600多篇，而1980～1988年发表论文总数为2万多篇图书馆学主要的专门著作也大多集中在这一时期。图书馆学学校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只有两所大学设有图书馆学专修科，到80年代末已经增加到40多所高等学校设有图书情报学院、图书馆学系和图书馆学专业．在校学生约4000余人，初步形成了一个多规格、多层次、多学制的学校专业教育体系。
如果说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西方图书馆学开始引入中国，那么从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特色和相当的规模；中西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相互融合，共同发展，开创了一个新的发展格局。
